《理想国》：于是他下到洞穴，把真相说与众人
“对于一个试图替他们松绑，领他们上去的人，他们若能把他抓到手、把他处死，他们不会把他处死？”
“肯定会。”他说。
——《理想国》卷七
雅典学院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一部由对话组成的作品，显然，这和从前那些思想家用警句、诗体、抒情诗体、演说以及散文创作的作品大不一样。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一形式倒和戏剧有点相像。当然，用戏剧的形式阐述或传播哲学思想，这并非史无前例。雅典三大著名的戏剧家的作品向我们展示，哲学思想如何能通过戏剧的形式打动观众的心灵。在许多悲剧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戏剧家如何能通过不同人物的对话，特别是通过剧中人的申诉、争辩、反驳、判决等“竞争”形式来陈述不同的立场和观点，揭示和分析各种社会问题的本质，解说和宣扬某种人生哲理。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和欧里庇得斯的《美狄娅》作品中主人翁的台词具有强烈的思想性和艺术感染力的主要原因正在于此。欧里庇得斯是苏格拉底的同时代人，他被人誉为戏台上的哲人，这并不算夸张。喜剧家阿里斯托芬也是苏格拉底的同时代人，他则通过讽刺、戏谑、幽默、拙劣模仿等手法来揭示和批评社会上的各种问题，甚至苏格拉底本人也在他的剧中受到捉弄，成了社会的笑柄。当然，古希腊喜剧并不是单纯的“打闹剧”，它触及一些重要的社会问题，如阿里斯托芬的《云》抨击的是雅典当时推行的教育体制，他的《鸟》讽刺的是乌托邦社会，他的《吕西斯特拉忒》让雅典妇女搞“性罢工”，以此来控制男性公民，左右他们的政治和军事活动。在柏拉图所生活的时代，雅典喜剧的内容和形式已有很大的变化，社会问题多半变成了家庭问题，传统喜剧中的“粗鲁”和“淫秽”的成分受到了某种抑制和净化，幽默和讽刺披上了“文明”的外衣，“野性的狂欢”如今成了“严肃的笑语”。可以说，《理想国》一书的艺术结构和情调与柏拉图时代的戏剧有一定的有机联系。柏拉图本人特别爱好喜剧，据说，他的枕头底下常常放着当时西西里一位著名作家的一部喜剧集。他的朋友中有一个剧作家，柏拉图曾请过对方帮忙，征求修改意见，使“台词”具有更大的艺术性、发挥更大效果，以便听众理解和欣赏，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对《理想国》的艺术结构和情调的重视。
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在《理想国》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一问题和整篇对话的基本结构和调性有密切的关系。在全书的开始，苏格拉底以客人的身份来到克法洛斯家，和一些熟人和朋友聚会，他先和主人克法洛斯聊了一会儿家常，引出和老年人心理有关的几个话题：财富、性欲、满足、安宁、幸福，以及灵魂在冥间的命运如何等。我们看到，这时的苏格拉底并非以哲人的口气对这类事情横加论述，相反，他仿佛是个学生，真想听听克法洛斯的内心感受，似乎相信，当对方贴着“人生的门槛”，他真能窥视到“真理”。然而，当谈话转向什么是“正义”的问题时，克法洛斯发表一个普通人的看法，以狭隘的经济利益为出发点，把“正义”解释为“不欠别人钱财”、“不欠天神贡品”。苏格拉底当然不接受这一观点，立刻便以“盘问者”的身份故意找茬儿，把克法洛斯引入一条充满逻辑错误的死胡同，以致对方不得不让他的儿子珀勒马科斯接过他的“遗产”，替他辩护下去，以自己要出去为神作祭为理由，礼貌地退出了客厅。在接下来的谈话中，珀勒马科斯、阿德曼托斯、格劳孔以及忒拉绪马霍斯分别根据不同的观点对“正义”作出了不同的解释。此时，苏格拉底本人仍以“盘问者”的身份，咬文嚼字地分别和对方一一周旋。可以说，《理想国》的第一、二卷中的苏格拉底扮演的就是这么一个角色。他并没有发表和阐述自己的真正见解，并没有以哲人的身份训导面前的听众，而只是装作“无知”，不断和发言者磨蹭，通过“对话”让对方认识到自己在逻辑上或认识论上的不足或错误。最终，忒拉绪马霍斯忍无可忍，暴跳了起来，无情地抨击了苏格拉底的这一谈话方式，指责前面的对话都是“胡扯”，自己紧接着发表了一篇语气猛烈的“演说”，声称“统治者的利益”就是“正义”。苏格拉底“预料”到这招，欣慰自己没有被“狼”吞掉，自己面前还有一条“活路”；随后，在阿德曼托斯和格劳孔的请求下，他便以“导师”的身份和口气开始对“正义”这一概念进行了迂回、漫长的探讨。
然而，即使在这一探讨过程中，苏格拉底并没有以平铺直叙的方式向阿德曼托斯和格劳孔解说什么是正义，相反，他向他们建议一同从理论上创立一个完美的城邦体制，从中去寻找正义的本质。这样，接下来的师生之间展开的哲学对话就宛如一场思想“郊游”，苏格拉底当向导，他的学生当游客，在充满情趣、幽默、戏谑、讽刺、热情和超脱的气氛中，一问一答，从不同的角度，根据不同的层次，对和“正义”有关的一系列“热点”展开了分析和讨论。
苏格拉底与众弟子
表面上看，这场讨论如同日常会话，说到哪里算哪里，有时对前面阐述过的论点还要加以补充或修正，前后似乎并没有严谨的结构。柏拉图学者们中所谓的“分析派”就认为，《理想国》这一作品包含了作者几个创作阶段的成果，它们反映了作者在这一时期内所达到的不同的思想深度以及表达了他对人生的态度和看法。根据“分析派”的观点，该书的第一、二卷最早写成，从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有关“理念世界”的暗示，看不到城邦体制和社会正义如何同“灵魂” 结构和本质有着对应的关系，因为，当时，在柏拉图写第一、二卷时，他还没有总结出“理念世界”的学说，对灵魂具有三个组成部分还没有过明确的分析和鉴定。相反，在第一、二卷中，柏拉图用了大量笔墨批判传统文学，倡导新型的体育和音乐教育制度、培养一批新人，以此来推行城邦改革。这一思想显然拥有一定的实用主义价值，也许，这和柏拉图当时的创作动机有某种历史性联系。一般学者认为，第一次“叙拉古之行”后，柏拉图开始写《理想国》。据说，第一个版本，其篇幅可能相当于第一、二卷，首先在雅典流传。柏拉图的同时代人、苏格拉底的另一学生色诺芬读后有感，动笔写了《居鲁士的教育》一书，以此渲染另一种教育思想和社会改革纲领，和柏拉图抗衡。柏拉图对此反应如何，读者也许能从《理想国》的“增版”中寻找答案。
和“分析派”不同，一些“整体派”学者比较注重《理想国》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强调两者之间的有机结合。尽管有相当多的迹象显示，该书的一些章节、一些思想论述出自不同的年代，至少，该作品出版在柏拉图在世时期，我们当然可以确信，出版前，作者对它作了一定程度上的修改和整理，以便读者理解和欣赏。为了满足一系列教学上和美学上的需要，柏拉图在这一作品各组成部分的连贯性、和谐性和完整性上下了功夫。
古代雅典人的集会
以讨论由卫士统治的城邦为例，柏拉图首先让我们设想一个“自然”、“健康”的体制，一个目的在于满足人的最基本需要、为人的生存提供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的社会体制，一切为了吃、穿、住，即被格劳孔戏谑地称作“猪的城邦”的社会体制。在这一基础上出现了以“文明”标榜的社会，人们开始追求更大的消费和奢侈。于是出现了战争。为了防御本国或为了掳掠他国，人们需要建立一个以打仗为职业的武士阶层，或称卫士阶层，守护和治理城邦的重担便落到了这些卫士肩上。随后，卫士的城邦不知不觉地转而变成了一个理想的城邦，其统治者不只是最优秀的卫士，而是最优秀的哲人。从分析和阐述城邦的本质和结构开始，话题转向了人的本质，转向了灵魂的本质和结构，转向了哲学。此时，柏拉图才向我们展示出一条对读者来说是最艰巨、最坎坷道路，一条通向永恒的、只为自己而存在、处于绝对安宁中的“理念世界”的道路。此时，读者才开始看到，人的使命，鉴于他拥有一个散发着神性的光芒、和永恒的理念相通融的灵魂，当然不可能只限定于这个世界。只有当我们对这一由绝对的“理念世界”和变幻中的“生成世界”所构成的整个宇宙、对我们存在于其中所面临的使命有了认识，我们才能衡量出人类当今所面临的莫大不幸，看清我们和这一使命所指引的航向偏离多少。如此，通过透视城邦的本质，柏拉图逼我们踏上人和城邦的下坡，让我们坠落到僭主这一“最不幸的人”的黑暗的地狱中，然而，最终出现的“厄尔的故事”却又把我们从深渊引上了充满光明的天堂。该书所讨论的许多思想主题，无论是第一卷中出现的老年、欲望、人生、幸福、正义、冥世，或第二至第四卷中出现的人的本性、灵魂、教育，或第五至第七卷中出现的知识、理念、哲学，都得到了从简单到复杂、又从复杂到“简单”，从形象到抽象、又从抽象到形象等各种变化和发展，而且各自具有独特的、对比鲜明的调性。这无疑反映出这一作品的艺术完整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柏拉图
除了戏剧性对话外，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还加了许多属于叙说性的片断，如神话故事和接近神话幻想的比喻，使抽象的概念和思想情节化、形象化、生动化。当然，不同的人物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或立场来引用神话典故，以此解释和阐明自己的观点。我们可以从苏格拉底所列举的绝大部分文学例子中看出，苏格拉底显然对以荷马、赫西俄德为首的诗人所描述的神话世界及其价值观抱着批评态度，但这并不阻碍他本人大量借用、修改或甚至创造新的“神话传说”。第一卷中克法洛斯所提到的“哈得斯的世界”（330d）指的就是荷马向人们所宣扬的、为一般人所接受的“冥世”，苏格拉底并没有直接反驳克法洛斯所持的传统观念，尽管他看到这就是对方的“正义”观的基础。在第三卷中，在讨论人的本质时（414d），苏格拉底用不同的金属来比喻不同时代的人类，使人回想到赫西俄德在《劳作与时日》中对人性堕落的过程有过类似的描述，然而，在论人性的本质究竟由什么组成、其“品德”如何改进方面，我们看到，苏格拉底和赫西俄德有多么不同。在第七卷中，苏格拉底用洞穴人摆脱禁锢、第一次见到太阳的故事（524a）来比喻灵魂中的理性部分第一次来到“理念世界”、第一次和“美好”这一绝对理念相遇的经历。与此相比，作为全书结尾的“厄尔的故事”则带有更大的情节性和戏剧性，厄尔向我们描述的灵魂的世界与传统观念中的“冥世”或“天堂”有一些相像之处，如灵魂面临正义的审判、接受命运三女神的安排、来到“忘却之河”边解渴等，但在许多方面，它和荷马所描述的“冥世”有着本质的区别，其最明显之处在于：宇宙结构说不同、命运主宰说不同、灵魂本质说不同。如果我们把奥德修斯去冥间“探索”的故事和“厄尔的故事”作个简单的比较，我们立刻能看出，这两个人物给世人带来的“信息”有多么不同。奥德修斯向人们转述了一些从前最显赫的希腊英雄、如今成了虚影的不同遭遇和怨恨，流露出传统的宿命和悲观主义的情调，厄尔则向我们展示了灵魂的不朽性，它为什么必须对自己负责，凭什么使自己走上自我纯化、自我解放的道路，以致自己不仅在人间、而且在此后长达一千年的旅程中都过得快乐。
《理想国》充满诗情画意和神秘色彩的结尾曾给世世代代的读者以崇高的精神鼓舞和文学享受。尽管如此，今天，当我们跟着厄尔的灵魂完成了这一次“超然的旅行”，回到人间，重新回顾人在这个世界所面临的问题、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和履行的使命，我们不能不看到苏格拉底向我们展现的“理念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别。当我们回想到苏格拉底的一句名言，“人世间的事务，没有一件值得我们特别重视”（604c），我们的心中不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苏格拉底在阿德曼托斯和格劳孔的敦促下为我们勾画出来的这个以“美好”理念为基础、用“正义”的尺度建立起来的的“理想城邦”是否真能在人间实现？我们能不能在《理想国》中找出什么痕迹，证明该书的作者对建立“理想城邦”的想法在数年的创作过程中有过什么变化？以苏格拉底对阿德曼托斯和格劳孔的最终嘱咐为指南，作者寄予读者的真正希望又是什么?
苏格拉底在第九卷中表达过这么一个观点：也许，这个城邦制度是在天上（592b），愿意观望它的人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模式，可以根据它来治理好自己。这里所说到的“人”是单数，并非泛指人们或社会阶层或统治人士，而是指个人，指任何向往最美好的理想并以它为人生指南的人。因此，苏格拉底这里所说的“城邦制度”显然具有双重意义。我们可以凭它来治理国家，同时，我们也可以凭它来治理自己。其实，在刚开始讨论“正义”的本质的时候，讨论者首先关心的是个人的“正义”感的基础是什么，盾牌制造商克法洛斯把人们的经济关系看作是“正义”尺度，他的儿子珀勒马科斯把它理解为人的能力和凭此得到的社会报酬的对应关系，智术师派思想家忒拉绪马霍斯认为“正义”无非就是统治者利益的代名词，谁掌权，谁就拥有和享受“正义”。为了更好地看清“正义”的本质是什么，苏格拉底建议拿“城邦”当例子，因为“城邦”的体积大，如同放大了的字母，比个人更容易辨清。然而，在进一步解释城邦的组成部分时，苏格拉底又反过来用人的灵魂的三个组成部分充当例子，以致“城邦的本质”和“灵魂的本质”成了两个完全对应的东西。如同前面所说，《理想国》一书的希腊文原名为，可直译为《城邦体制》或《论城邦》，有“城邦精神”、“政治学”、“城邦统治艺术”、“公民意识”等含义。不难看出，有关“城邦体制”的理论其实是柏拉图的“灵魂”学说的一个翻版，归根结底，决定城邦的形式和本质的是人的灵魂，所谓的“城邦体制”首先存在于人的灵魂中。
雅典城邦
因此，对于柏拉图拉说，教育是城邦改革事业中最关键、最重要的方面。他所说的教育当然不只是一般公民的基本教育，因为一般人从小开始接受的体育锻炼和音乐文化熏陶属于抚育性培训，尽管它是观察和选拔优秀统治人才的社会基础；教育的最高目的并不是培养一批又一批投身于物质生产、不断为社会提供更好消费服务的工匠，而是培养一批能够看清真理、根据“美好”的理念治理好城邦的哲人兼领袖。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以数学、几何、天文、音乐以及辩证术为钻研科目的学习一直持续到50至60岁的年龄。显然，当时一般人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即使是有才华的人，他首先必须拥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或是自己是贵族，或是靠僭主或有钱朋友的支持，或是靠城邦津贴。在柏拉图设想的“理想城邦”中，这并不成问题，因为这里的一切教育经费和生活开支都由城邦承担。
在流传至今的柏拉图《书简七》中，我们看到，柏拉图向当时请求他参与政治活动、帮忙治理城邦的朋友们叙述了他本人如何从自己一生的经历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不可能得到拯救，除非哲人手中掌握了政权，成为统治者，或靠神圣的灵感，统治者们转而研究哲学，成为哲学的信徒。在柏拉图看来，最理想的统治者是哲人，因为哲人拥有真正的知识，他们认识世界的本质，知道如何辨别是非和真假，明白理想的城邦形式应该是什么。因此，正如苏格拉底所勾画的那样，理想的城邦应该有三大组成部分，和灵魂的三个组成部分相对应，代表灵魂中理性部分的是统治阶级，代表灵魂中勇气部分的是武士阶级，代表灵魂中欲望部分的是农、工、商阶级。在城邦生活中，每一个人都被给予特定的地位和责任，都能按自己能力和特长为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这样的城邦体制形式可被称作是“专权统治”，无论在立法、施政、治安方面，或在策划和管理民众的教育、文化、娱乐事业方面，它显然有别于传统的贵族统治、民主统治、僭主统治或君主统治。如同农民、鞋匠、医生、建筑师等都精通自己的专业，统治者也一样，他的专业就是他终身研究的哲学。手工业者为了赚钱谋生而进行生产，满足社会消费的需要，哲人则不同。学习哲学并不是为了赚钱、满足物质上的需要，而是为了认识真理，使灵魂中的理性不断接近“本质世界”、接近绝对“美好”。因此，如苏格拉底所说，真正的哲人其实并不会乐意掌权统治，犹如毕生被囚禁洞穴中的人们第一次攀登上地面、看到阳光、不再愿意回到洞穴中一样，这不仅因为他们凭借阳光（“美好”的理念）看清了世界的本质，享受到了真正的美，而且因为如果他们再回到洞穴中、回到那些仍处在被火光和倒影迷惑的人群中，如果他们向对方宣布自己看到的真理，他们不仅会遭到对方的讥笑和嘲弄，甚至会遭到折磨和迫害。尽管这样，他们中仍有人认为，向人类揭示真理、为人类的共同幸福而奋斗是哲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历史上的苏格拉底便是如此。
苏格拉底之死
苏格拉底所设想的“理想的城邦”是不是一个完全凭空想象出来、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呢，还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已存在历史先例、在现实中可以推行的城邦体制？我们可以从公元前5世纪、前4世纪地中海区域的古希腊城邦分布兴衰史看出，当时存在着三种类型政治体制，一种是以叙拉古为代表的僭主制，一种是雅典式的民主制、一种是斯巴达式的君主制。《理想国》卷二至卷四中所讨论的“卫士的城邦”这一模式在许多重要方面和当时斯巴达的体制非常相像，如男性公民们每年大部分过集体生活，男女儿童由公家抚养和教育，城邦批示和管制婚姻，一个女人可以和一男友同房，如果她的丈夫已没有生育能力，反之，如果妻子没有生育能力，丈夫可以“借用”另一个女性帮他生育子女、传宗接代，城邦施行严格的文化政策，禁止传播一切有伤风化的音乐和文学等。所有这些都属于当时斯巴达国的法律和风俗。妇女锻炼身体在雅典人看来不成体统，在斯巴达却习以为常。苏格拉底所说的“优生学”，从某种程度上说，在斯巴达已是现实。要求哲人来统治城邦，在当时，也不完全是空想。活跃于意大利南部锡基利亚岛的毕达哥拉斯学派人士就已致力于建立由该学派的学生组成的政治同盟，直接参与城邦管理。柏拉图的朋友、著名的毕达哥拉斯派思想家、塔拉斯城邦的政治和军事统帅阿尔库塔斯就是一个很好的先例。应该说，这些人属于“精神贵族”，他们所倡导和建立的城邦体制和柏拉图所设想的人间“尽可能完善的城邦体制”显然有密切的对应关系；至少从理论上看，《理想国》中所强调的数学和音乐在教育中的地位，多处利用数字来分析和证明事物的本质以及相互关系，宣扬灵魂的不朽性和理智的神圣性，这些显然都属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思想痕迹。
也许正因如此，柏拉图的“城邦理论”对当时的希腊社会产生过直接的、重要的历史影响。我们从流传至今的柏拉图书信中可以看出，叙拉古人为什么如此迫切要求他给予思想指导，要求他参与他们的政治改革、帮助他们制定法律。柏拉图本人也多次积极地投身于政治，直接参与“驯化”和“教育”统治者的活动。此外，他在雅典郊外创立的“学园”，让学生研究和讨论各种重要科目，把他们培养成哲人、思想家、治邦者，通过他们将知识和智慧运用于社会实践。这些无疑反映了他政治思想的历史性和现实性，证明他的哲学可被用来指导社会实践。
旅美博士王扬，四年躬耕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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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国》
柏拉图 著 王扬 译注
201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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